（这是对“类型学视野的汉语方言极限声调清单调查研究”项目成果的通俗介绍。）
我们知道，北京话、哈尔滨话、昆明话、武汉话等汉语方言以及普通话都是4个声调。是不是所有汉语方言都是4个声调？当然不是，汉语方言多种多样，情况纷繁复杂，声调数目的变化范围十分巨大。那么各种方言中最多有多少个声调；最少又有多少个声调？这些声调处于极限数目的方言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这正是“汉语方言极限声调系统”课题关注的核心问题。
汉语方言中有比4个声调少的方言吗？当然有，山东的烟台话、宁夏的银川话等都只有3个声调。其实，汉语方言中只有3个声调的方言并不少见，在全国1500余个方言点的范围内有180余个方言点（约占12%）只有3个声调。与此相对，比4个声调多的方言点情况又如何呢？事实上4个以上声调的方言点更多、情况也更复杂，声调数量从5个、6个直到10个都有方言点存在。例如9个声调的有广东省的广州话、阳江话等；10个声调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玉林粤方言和横县平话等。
实际上，中文系的几乎所有《现代汉语》教科书长期以来均认为现代汉语方言声调数目最少为3个；最多为10个。
汉语方言中有没有比3个声调更少、比10个声调更多的方言点？答案是肯定的。
从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到，我国西北地区的方言声调数目通常偏少。例如通行于甘肃、宁夏一带的兰银官话常常只有3个声调；而有的方言甚至只有2个声调。兰州市红古区红古乡的汉语方言是这方面的例子，和普通话比较起来红古话除了第3声音高较高以外，其他声调都是比较低的升调，因此红古话一共只有两个声调。除红古话以外，甘肃武威、民勤等地也被证实存在2个声调的汉语方言。
2个声调似乎已经达到极限了。在语言样态纷繁复杂的汉语方言中会不会只有1个声调的方言点？这就涉及到声调研究的理论问题。“1个声调”是否仍然表明这种方言有“声调”；它又是否等同于没有声调？这些问题仍然值得研究。不过，确实曾有近似于1个“声调”的报道（例如有些地区的说话人把所有汉字都读成1个相同的调子）。我们的研究也看到有些民族地区的汉语方言说话人只有1个单一的声调形式。怎样处理这种“1个声调”的现象还需要理论与事实多方面的深入工作。
南方某些汉语方言，如广西境内的方言通常声调数目庞大，10个以上的声调并不罕见。值得说明的是，数目庞大的声调往往包括“促声调”。“促声调”是发一个字的音时，嘴唇、口腔内部或声带之间突然闭塞，整个字音听起来短促，像被截断了一样，所以称为促声调（也常常称为“入声调”）。和“促声调”相对的是“舒声调”，上面所说到的声调数目较少的方言（北京话、烟台话、红古话等）都只有舒声调。广西崇左市新和蔗园话、桂平市木乐白话等有11个声调，其中新和蔗园话有5个入声调；木乐白话有4个入声调。
原南宁心圩可利村（现属南宁市西乡塘区）的平话达到12个声调，其中入声调5个。容县粤方言也有12个声调，其中入声调4个。目前确认声调数目最多的汉语方言是博白县水鸣镇的粤方言，它有8个舒声调，5个入声调，一共达到13个声调。江西省进贤县七里乡的赣方言也有庞大的声调数目，有人有13个以上的声调。但是七里乡赣方言不同人之间声调数目有比较大的差别，还不能作为13个以上声调的确凿证据。
从2个声调到13个声调，汉语方言声调数量为什么悬殊如此之大？要探讨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需要我们多方面进行探索。研究看到，汉语方言声调数目变动范围巨大既有语言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语言相互影响的外部原因。其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影响具有重要作用。西北汉语方言为什么声调数目很少？我们看到西北少数民族大多说阿尔泰语系语言，如维吾尔语、蒙古语、东乡语等，而这些语言都是没有声调的。另一方面，广西一带的汉语方言为什么声调数目庞大？事实上广西很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声调都很丰富，壮语、侗语声调通常都在9个以上；有的侗语方言甚至达到15个声调之多。从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汉语方言声调数目的极限表现与它接触到的周边语言的声调状况具有密切关系。汉语方言声调数目的巨大差异显然受到了不同的当地语言的影响。
了解汉语方言中声调数目的极限状况有什么意义？
正如地理上的特殊地貌、生物中的稀有物种一样，语言的极限状况是语言生态中的奇特景观，是语言特殊性的集中体现。它以其独特极端和稀有少见的属性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极限声调系统”是“极限音系清单”（Extreme Phonological Inventories）研究的组成部分。极限音系清单研究考察一种语言中元音、辅音最多可能达到多少个，最少又可能只有多少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借助于美国的UPSID（UCLA音段清单数据库）、欧洲的WALS（世界语言结构图册）等大型数据库，国外语言学界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反观汉语，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比较少。
“极限音系清单”研究与语音类型学具有密切关系。语音类型学研究语音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以此划分语言的类型；并发现语言之间的共性特征，探寻语音成分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极限音系清单”研究对于揭示语音的共性规律与个性特点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极限音系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某一特定语言有更充分和深入的认识；极限声调研究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汉语与众不同的性质和多姿多彩的特征。
其次，“极限声调清单”研究对语言国情调查也具有显著意义。1949年以后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多次调查研究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的热潮，涌现出数量与质量均前所未有的一大批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单一语言的描写；对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尤其是凸显各自特点的语言表现，我们还缺乏一批基本的数据。“极限声调清单”研究将使我们对语言国情的了解向前推进一大步。
再次，“极限声调清单”研究还对了解和维护语言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语言的极限表现独特稀有，是人类人文资源中弥足珍贵的遗产。然而可以想见的是，与众不同的特征往往更不容易保持，很多“极限声调”方言点已接近濒危状态，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正在逐渐消失。尽快采取措施对“极限声调”方言进行考察研究，是了解和维护语言多样性不可或缺的工作。
汉语语言资源十分丰富，语言现象缤纷多彩，汉语语言学研究理应为普通语言学贡献应有的力量。同时，汉语是东亚地区的典型声调语言；汉语的声调数目从2个到13个不等，这一巨大的变化范围在世界语言中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少见的现象。面对如此珍贵的语言资源，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充分的研究，以便将汉语的多彩风貌展现于世界语言之林。我们相信，对汉语极限状况的深入探索也必将丰富语言学的前沿领域，进而推进语言学的前沿研究。